菁英丨喻国明：宁愿喝一杯毒酒，也不愿喝一杯温吞水

连丽敏郭超凯新三届 2021-04-24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发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喻国明

喻国明，1957年9月生，上海人 。1979年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9年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级社会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书生报国无他物

唯有手中笔如刀

——专访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

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

从神童到热血青年

“一页书，大概读上10多分钟，整页整页的书就会印在脑子里。考试时，只要是书本上出现过的内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抄答案一样。” 自小记忆力过人的喻国明笑称自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读小学时，“文革”开始，他中学时学工学农学商学军，站过柜台、卖过肉、开过手扶拖拉机、当过修理工、测绘过农村水利地图，高中毕业后还到东北当了三年通讯兵。

1979年高考前夕，喻国明从部队复员回家备考。当校长将满腮胡须、一脸沧桑的喻国明领进母校的高中毕业班课堂时，对大家介绍说：“你们现在不认识他，过半个月就会认识他了！”

果然，半个多月后，海淀区第一次模拟考试，喻国明不仅名列学校年级文科考生第一，而且比第二名的总分高出100多分。高考时，他如愿以偿地以北京市文科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记者：喻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专访！据说您很小便学会下象棋，经常帮人支招还屡屡赢棋，被人称为“神童”，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段有趣的经历？

喻国明：我大概是从四五岁便开始下象棋，到六七岁上小学前后下象棋的水平已远超同龄人。其实这也是偶然，我小时候生性顽皮，姐姐为了治我，约定说：如果每天能认十个字，就会给奖励。小孩子其实一旦开始认字就会安静下来。我轻松便能完成认十个字的任务，而且记住了就不会忘记，天长日久，上千个常用字便都认识了，所以，后来上学时小学语文课本上的字对我来说都没有困难。

那时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棋谱，便很有兴趣，知道了开局、中盘、残局的种种定式，一来二去便对象棋的下法有了了解，常常能走一步看未来的五步八步甚至十步以上的结局。年纪小，不懂 “观棋不语”，有时看别人下棋就会支招。成人有时会很不耐烦，觉得你一小孩懂什么？但后来发现这小孩支的招基本都对，有的成人不服说“你行你来下”，当时也不懂谦让，心里想“下就下呗”，就大胆地坐下来跟人下，还常常赢，后来大家就称赞说“这小孩是个神童”。

如今回头看，不过是比别人早认识了字，多看了一些书，比一般人的棋艺水平要好一些。因为一般人下棋只看到往后的两步或三步，但你要是能看五步、八步甚至十步，你赢的胜算就一定比别人大，所以这也没有特别神奇之处。

记者：您读小学时开始“文革”，中学到考大学之前这段时间内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这段经历有没有对您产生怎样的影响？

喻国明：文革期间，小学五年级就要开展“三夏、三秋”劳动，在农村地区的老乡家里帮着割麦子，打捆运车，甚至插稻秧等。那时候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体验过，内在的感受是很深刻的。

中学期间去“学商”（不是学习商业，而是帮助商场售货、站柜台），到五道口副食商店的大肉组劳动，那时恰逢元旦前夕，买肉的柜台前顾客特别多，有些商场职工文化程度相对低一点，算账比较慢，就影响买肉的速度，因此我做了一个从一两到十斤的“速算表”，按照腔骨、排骨、大肉等不同品类进行分类，这样师傅们按照一览表交叉一看便知道对应的价格，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后来当兵回来，1980年我到五道口商场去看，卖肉柜台还在用那个表，这也算我给他们做的一个小小的技术贡献吧。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经历耽误了一些文化课的学习，扰乱了人的知识养成过程。这段过程没有系统的程序，一会要求你去学工学农、一会要求去学商、一会又去军训。从科学文化知识的角度来说，虽然学到的东西不多，但是我们的阅历相对丰富了，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客观上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的理解，不会显得过于书生气和轻飘飘，因此这样的经历对于做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相对好一些，但对自然科学研究就会造成一些中断。因为自然科学研究需要一以贯之和持续的关注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变量的事情，你关注的点越多，对它的理解程度、思考逻辑、解决问题的角度就会越多，这其实是歪打正着。这种成长是逆境当中的客观收获，不幸也会是一种财富，但文革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不好的，我绝对不希望它再现，因为那几乎造成了整个知识和文化的毁灭。

记者：您当时考大学和选择专业是出于哪些考量？

喻国明： 1979年我复员回来参加高考，那时在学校成绩数一数二，再加上我那时候记忆力也好，实事求是讲高考对于我来说是简单的。我周围的同辈大多数考的是理工科，到清华大学或者到国外上学，读高能物理、数学等学科。

因为我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做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聚集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核物理专家和数学家。1990年代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元勋中，多数是我父母单位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工程院第一任院长朱光亚，邓稼先等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当时都跟我们是邻居。

当时我们周围聚集了中国最好的科学救国人才，也一直认为如果科学搞得好，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除了自然科学外，更需要一些制度性或社会性的建设。我当年是个热血青年，便报考了文科。

当时关于新闻记者的传说很多——无冕之王、九行八作等。如果用心，新闻记者可以成为各行专家，比如老跑历史这个口的新闻记者可以成为史学家，同时新闻又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利器。当时就是为当记者才学的新闻，因为我认为新闻是个可以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专业，所以走上了新闻传播的道路。

记者：那为什么后来没有从事新闻记者行业呢？

喻国明：我们本科实习跟现在不大一样，并不存在工作分配问题，所以实习被我们认为是一种免费旅游，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选择了去武汉的《湖北日报》实习，因为我想去看长江和三峡。

整个实习期间我的实习成绩还不错，什么程度呢？作为实习生，能上一个头版就不错，我那四个月上了四个头版头条。在我上了两个头版的时候，报社总编辑在派任务时就已经跟带我的记者这样说：“哎，老李，这次去采访，你主要是负责小喻的生活安排和联络，采访和撰写的工作就让小喻来吧。”这其实也说明报社的领导愿意给我们实习生一些机会，我也发了一些还算有影响力的报道。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发现“学而知不足”，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分析的厚度还是不够的，很多复杂的东西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我觉得想做一个高水平的记者，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学术和理论根底，就选择读三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有同学打趣说：“你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李普曼（美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政论家和舆论学者）”。

“我是有反骨的人,我敢于说不”

师从时任新闻学院院长何梓华教授（以研究列宁新闻思想见长），被要求阅读所有中文版的文献中与列宁相关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与同为何老师硕士的程曼丽（现为北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撰写列宁新闻工作年谱。“我对马恩经典著作的熟悉程度比陈力丹老师差得远，但比现在的很多人要强得多，因为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比如讲到爱国主义，列宁是从来把它视为一个负面的名词去论述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与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共产主义主张相对立观点，他不认为工人应该爱自己的那个被反动阶级控制的祖国，现在引用的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完全跟列宁的意思是相反的，是错误的引用，而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他说读马恩和列宁的原著的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如果有人要用马列的东西欺世盗名是很容易被看穿的。而且这些著作也让他对一个曾经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思想体系有了全面的了解，至今也是一种重要的收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学术积淀。

后来各种各样新的学术思潮出现，提到对他影响最大的、第一个让大家睁开眼看世界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而印象最深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所著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因为他们采用了在当时学术视野中极具创新意味的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现象，揭示出中国社会的“超稳态结构”等重要的学术结论。

这些书，让他从最初马列的和过去传统学术逻辑的基础上接触到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内容，后来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传播问题，也学习应用诸多的基于现代学科交叉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

本科同学留影。左起班和平、孙盛琳、喻国明、刘宇

记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为何选择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呢？

喻国明：那时候硕士已经是很高的学位，我那年攻读博士时，人民大学全校才招收35个博士。我们当时学习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觉得很孤独，一个学院一年就一两个博士，没有人可以商量和讨论。当然你可以跨学科联系，跟法学、经济学、哲学的学生进行一些交往，但毕竟每个学科各有各的逻辑，彼此之间无法形成话语的专业性争论和意见对冲。而现在人大新闻学院每年招收的硕士有100多个，单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每年招生就有30人左右。人数多了就可以有一个彼此信息交流、意见对冲的学术氛围。

学术研究是需要一定规模的，有了规模才有人气、和研究的丰富性。那时候人少，我主要是和老师讨论学术问题，我个人学术成长大概是从本科阶段写论文开始。那时候老师都住在学校宿舍，学生会经常串老师的家门。当时也没电话，见老师也不必预约，所以我们经常不经邀请就登门拜访。

我们新闻学院老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都对学生很好，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这样就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硕士期间发表12篇文章，因此我是免试进入到博士学习阶段，是我国新闻学界最早直博的学生。

上了博士以后，人生基本上就走上了学术研究的“不归路”，再做记者就不大可能。中央电视台在1990年代后期才有了第一个博士，当时的博士给人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是专门做研究的，那时候的实体单位普遍觉得庙太小装不下博士。

我们最初为体改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专门负责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事务的智库机构）做一些有关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调研项目，1986年我们成立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社会舆情的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此后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新闻改革和社会舆情方面的调研项目，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为新闻界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比如1986年，我们做的关于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潮的宣传效果的调查，调查报告里我们的结论是：对于一个负面的事件，“报比不报主动，早报比晚报主动，主动报比被动报主动”三个原则。当时这个报告是经国家领导人批示，作为全国新闻思想战线入耳入脑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参考材料，发到所有省部级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的手里。

1988年基于当时对新闻改革呼声渐高的一种看法——年轻人不了解国家的历史，缺少历史厚重的阅历，所以对新闻改革的把握是没有历史感的；而新闻界自己主张新闻改革是基于本位的观察，他们不了解整个的改革全局，所以我们就专门调查了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群，比如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以及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一百多位，他们都是高知、高学历，平均年龄68岁以上，对这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做新闻改革意向的调查。4月12日我们就此次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多一点阳光，多一点透明——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关于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轰动、具有深刻社会影响力的成果发布。

记者：博士毕业后为什么会考虑留校任教呢？

喻国明：毕业时恰逢“政治风波”，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以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位置可以去，所以就选择了留校，算是误打误撞。其实我自己当年并不觉得自己适合当老师，它与我一直以来向往的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人生信条不吻合。但相比于到实体部门而言，大学教师这个位置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第一，在时间和精力上比较自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第二，你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写的文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讲、去表达。

我个人的性格有点像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写的一首诗，他说他宁愿喝一杯毒酒，也不愿喝一杯温吞水。那种血气方刚、痛快淋漓的人生意趣是我所属意的，我平生不太喜欢那种憋憋屈屈、顾左右而言他、一句真话深藏不露、褶皱感强烈的性格和人生状态。

现在老了，成熟了，有了阅历了，你就知道社会发展就像老子讲的上善若水、因形而赋的道理，这是慢慢认识到的。年轻时还是有一种豪气的。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这也是年轻的时候的一种志向。这里虽然有很多虚妄的东西，但是年轻的时候不狂妄一点，好像也就枉为一个年轻人了。

记者：据说曾经有人劝说您下海经商，您为何拒绝了？

喻国明：1996年我成为国内新闻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再加上一些学术成果崭露头角，使自己有了一些学术声望。1999年媒介产业化已经很活跃，我的研究大家都还比较认可。后来无论投资公司，还是媒体机构也好，有很多人说能不能一起做咨询或者数据公司。

在这个行当里边，我算是最早出道的人之一，比如我写《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需要很多数据，报告里的关于中国传媒软实力的分省的15个评测指标的数据含金量是很高的，为什么？这15个指标下省一级的关于媒介软实力的指标，很多人用很费力的方式、花很大的代价都查不到。

当时，无论是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还是比如央视索福瑞、CTR等，这些机构的领导、技术主管都是我们1980年代做社会定量研究的同事和战友，或者是我们培训的学员，他们很愿意配合我的研究，免费提供很多数据支持。

但是我自认为不适合做那些商业上的事情。尽管谁都不讨厌钱，但我对钱并没有特殊的追求，只要能保障你的正常生活就可以了。就像马云说的“钱太多了，就是一种责任”，因为赚钱是一种本事，花钱是一种品质。每个人是有不同人生诉求的，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就追求什么。

我比较看重的是一种学术作为第三方的超然地位，我很欣赏研究者的状态，可以纵横捭阖，放言天下，可以有自己的话语自由度，有第三方立场的独立性，不需要为了某种利益去这么说或者那么说。而且运营公司跟做研究的逻辑正好相反，研究是要不断挑战未知的东西，创新就意味着一个旧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又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我钟情于这种挑战状态。而一个东西一旦做成了在研究者的逻辑中就会成为过去，我就对它没兴趣了。

但是公司运作是不一样的，一旦研究出一个很好的学术成果并变现为商业模式，公司的逻辑就是规模化地复制！复制的越多收益就越好，但是这种复制的过程跟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的本性之间是冲突的，虽然它可能带来很多钱，但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价值。这就是我没有去从商的原因：一是要保持自己话语和心灵的自由度，二是与我本性里有那种喜新厌旧的冲动有关，对重复性的事情没兴趣。

引领时代前沿，心系行业命脉

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时代发展在本领域设定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新闻传播是一个敏感、又快速变革的领域，新闻行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瓶颈问题，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跟新闻传播领域在不同时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

喻国明与恩师甘惜分先生

记者：在几近花甲的年纪，为什么选择到北师大任执行院长？

喻国明：很多人会说功成名就，可以舒服地安度晚年，但我是一个愿意做事的人。我在人大37年，以一己之力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作为这种长期从事研究的“副产品”，你就会对这个领域产生一种责任感。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如今正处在转型和突破的一个交接点上。很多人看不明白应该怎么做，很多人有想法却没有资源去做，而我恰好既有些想法又有些资源。如果就此撒手不干，我认为是一个损失和遗憾。然而这些研究是需要基于一个机构性平台去搭建和展开的，以此实现人、财、物各种资源的整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从人大舒适的状态下跳到北师大新平台去做学术创业的原因。我这个人还有一点梦想，还有一点愿景，想要去努力尝试一下。最终结果怎么样不好说，但是做与不做，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譬如大数据，大数据本身在未来一定是个主流的研究手段，其呈现出社会的诸多标识和信息表达决定了它是今后做社会研究最重要的、最主流的研究范式。现在对于大数据的喧嚣比较厉害，可真正做出来成果来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第一是大数据方法本身就有难度，因为它不光是数据量大，它还是连续性的、多维度的。它不是一个品类的数据，有些是空间数据，有些是位置数据，有些是话语数据，有些是购买数据，有些仅仅是过程性的电子痕迹……如何把这些数据聚合在一起形成具有解释力、预测力的数据模型是有技术难度的。尽管有难度，但这算是专业人士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跨学科的交融，不同学科的专家在一起、用交叉学科的方式方法来形成一种大数据研究的新机制。

第二个难题在于数据源的接近与获取。没有数据，空有大刀（分析手段），砍什么？而我和这些数据源的关系还比较密切，我还有些这方面的研究构想——这样的双重叠加其实是很难得的。举个例子，新浪还没有推出新浪微博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微博的研究。我们在2008年新浪委托所做的Twitter和Facebook的研究，就是为新浪微博的正式推出所做的研究课题，新浪微博的正式上线就是在我们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推出来的。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和新浪及BAT等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们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能接触和使用他们的数据源。

记者：在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这块新平台上，您对未来学院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计划？

喻国明：我到北师大围绕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做与舆情和传播相关的大数据的价值挖掘，形成对新闻传播研究、对社会舆情研究的大数据产品。

第二，利用北师大的心理学院和脑科院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做基础性的瞬间效果研究和用户体验研究。前者涉及到传播学学科基础的探索，后者则是这一方法的实践应用部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用户体验将成为未来传播领域资源配置的关键性因素，以用户体验的种种指标来配置相关的产品形式和服务资源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研究将助力于这样一个方向上的产业形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过去传播学所强调的短期效果、中长期效果，但它缺少一个“瞬间效果”作为学科的基础。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整个传播学的学科基础是沙上建塔的，不深厚，不牢靠。所谓瞬间效果，就是人作为消息加工的一个主体，他由几十亿年作为生物体演化而来、面对外来信息刺激的生理性反应。这种生理性反应其实决定着后续一系列的反应。其实人接受一个信息的过程，就是一个逐级提升的过程。先是低级的生理性的处理，我的大脑的哪个部位、以什么形式形成反应、做出处理——此为“瞬间效果”；然后才是根据你的阅历、知识以及你在这方面的相关体验，对这些信息再进行个体化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此为“短期效果”；然后在这基础之上，你所在的群体、周围环境、社会文化、制度规约等等对你的信息处理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进一步加工——此为“中长期效果”。

从现有的传播效果的研究看，很多理论研究的结论是各说各话，甚至互相矛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基础性的研究方面严重短缺，造成了其科学性、严整性的严重不足。在这方面有所探索和突破，这是我的第二个学术愿景。

第三，做未来媒体的研究。比如机器新闻写作，VR/AR/MR，无人机、数据可视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务现实正在和将要有着深刻改写的。比如数据新闻，数据如何变成新闻？人工智能能做什么？VR作为一种未来的媒体形式到底搭建了一种怎样的新型的社会连接？所有这些决定着未来新闻业务形态、传播的形态如何改变，以及与此相应的传播人才的培养重点和模式的改变。哪些东西属于只有人才可以做的，哪些东西可以由机器来做？哪些技术改变将对社会和传播产生何种意义上的重大影响？过去学科发展方向都是根据“趋势外推”来进行判断。所谓“趋势外推”就是根据昨天、今天来推测明天。但当下的发展是断裂式的创新与发展，这种断裂式的创新和发展很难通过趋势外推来把握明天的。

五年前我们知道今天的传播格局是今天这个状态吗？完全想象不到。因此趋势外推在今天常常会由于“低估”而“测不准”。换言之，如今的创新是一个断裂式的、破坏式的创新。

我们很难用过去来进行未来发展的推断，所以我们只能站在技术发展的逻辑角度，对未来五年、十年可预见的技术逻辑来反过来推断今天：这种技术逻辑的发展对新闻业务形态，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以及市场格局、用户的消费状态会有哪些可能性的改变？再去决定今天应该在培养模式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强化什么，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的选择也才会更加自觉。

因此，我到北师大，要做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好，传播业务形态的改革研究也好，都必须基于对未来媒体的研究，再去看今天应该在哪儿做以及做什么。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进展和突破。如果这三方面能有所进展，到时候再让更年轻的人来主持这方面的事情，我就觉得比较欣慰了。毕竟我现在对前沿的动态还有比较好的把握，在能做事的时候不做尝试而退下来，对自己没法交代，也是对这个领域发展的一种不负责任。

最好的未来

今天不是缺少选择，而是一个选择泛滥的时代。你要决定你的选择方向，你必须要有一个依据。这个依据要从未来反推，你就有更多的把握。

记者：互联网时代，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年轻人似乎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喻国明：现在互联网连接的丰富性，给大家带来选择过剩的影响，很多人都在为传播学这个专业担忧，我认为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互联网就是通过传播与连接来实现其新的功能、价值来与新的社会要素的关联的。因此传播在未来的社会生活、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恰恰就是传播学专业的长项，只是未必一定要为这些传统媒体的具体形态服务。如今的传播学发挥作用的界面、介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并不代表传播学的基础原理和基础逻辑没有用。

其实在未来做什么工作都需要面对传播，进行沟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技术性连接，譬如物联网、VR等，这些都是在一种新的连接状态下形成的新世界，因此它一定是有价值的。只是，对于我们学传播学的人来说，对传播本身的知识体系构造来说，重心会有调整和改变，但并不是说传播本身的机制、传播本身的专业不重要。传播学本身也在变化当中，但它一定是21世纪最具有希望、最具有价值的学科。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研究生群体？

喻国明：相比于我们，现在研究生整体的状态和素质要优良得多。首先，外语的能力要强很多。其次，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现在的研究生对互联网的知识和体验要比我们更加感性和丰厚。更重要的是，你们是生活在一个平稳成长的年代，心上没有社会的扭曲留下的结，没有曲曲折折的坑，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平和、冷静的，相对来说不那么绝对、偏激。当然，我们的社会阅历可能更丰富一些。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对某些东西的刻板成见是很重的。比如说提到文革，我们是绝对的厌恶；提到某些东西，我们有一种失去理性的欢迎或者拒绝，这种深刻的体验，让人产生本能的喜欢或者不喜欢。你们不一样，你们可以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去面对现在的万事万物，有一种更符合建设性要求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

这就是你们这一代研究生做研究的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性的人才，是能够用一种公平、平衡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的一批人，你们对于各种知识的均衡性、建设性和连续性，都比我们要好，这都是你们做学术研究的长项。

记者：有一种说法，现在的年轻人缺少责任感，您同意吗？

喻国明：作为老一代的人，很容易说年轻人没有责任感；我们年轻的时候，老一代也说我们没有责任感。责任感和担当有关，为什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从小就没有人管了，他要对自己负责，甚至对兄弟姐妹负责，对家庭负责的时候，他就会有担当。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其实是这个社会比较祥和的标志，说明还不需要在这么小的年龄，用那么稚嫩的肩膀去担当社会。社会担当很辛苦，有很多忍辱负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能担当的，就先让我们来担当，等我们担当不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必须要让年轻人来担当了。

其实任何一代人，都会有社会担当。绝不会说，到了某一代人，普遍都不担当了。现在的这种状况只能说由于这个社会比较祥和，发展没那么曲曲折折，让年轻人修炼的时间变得长了，担当的时间有点延后了，仅此而已。当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你们不担当也得担当，所以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或者说担当方式不同而已，有些人要求左手担着担子，觉得这种担当方式才好看，那为什么不能右手担着单子呢？为什么不能双手提着呢？这是一个具体方式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不要用自己的模式去评价和要求下一代人。

用自己的模式来看待问题是不合理的。我们是传统媒介时代的人，现在是一个交互时代、个性化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价值底线还是一致的，比如对人类最基础的价值底线的坚守，对人类良知的一种坚守，对一种基础价值观的信奉，是任何时代一个优良分子都应该有的自觉。就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教的是一种品质、价值和生存底线上的要求。比如说要靠自己，要不断奋斗，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去收获。至于用什么方式达到目标？走路、骑车、开车，还是其他的方式，这是由这个时代的特点决定的。你不能因为你过去骑自行车，就要求你的孩子就得骑自行车，那是错误的。

记者：很多学生希望做您的研究生，您在选择学生的时候有那些标准呢？

喻国明：导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缘分。双方的气质、价值诉求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它不是一个简单协作的工作，应该有接近一致的价值认同，以及基本研究方式、学术逻辑的的认同。男生或女生，本校还是外校的，本科生是新闻传播专业还是非专业出身，这些我都不做要求，一视同仁。但是有三点是我比较看重：

第一，真的有做研究的追求和热情。把研究作为实现功利目的工具时，就会伤害你的品质，所以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对研究本身是真喜欢。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有水准的研究，必须是要出自激情状态。在很冷静的状态下，可以做到8、9、10分，但绝对做不到12分。而一个好成果，都是在激情、忘我的情况下完成的，哪怕是最需要冷静的科学研究，它也需要你有一个投入的热情。当别人觉得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时，你也愿意去下功夫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第二，传播学本身是无所不在的，对它的研究视角一定不能太单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你的解释力、学术通感才会强。对一种研究方法过于执着，对其他方法不感兴趣，这是不行的。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你必须是要有十八般兵器的熟练掌握。你可以有一种专长，但其他兵器拿起来也会用，至少知道其他的方法有哪些长处和局限性，这样才能进行搭配。我们要做研究方法的主人，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它的奴隶。你要知道，它擅长做什么，局限是什么？它的局限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得到改善。如果你用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来和它做交叠，然后来改善它的局限及不足，你就突破了一种方法的局限性，就能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结论。要认清每种方法的局限性，为了解决问题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因此你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手段一定是要丰富的。

第三，对自己要有一种脱胎换骨的目标追求。如果三年后，你只比你刚进来的时候多读了几本书，多上了几门课，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更丰富了点，这绝对不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你应该有一种类似于羽化成蝶的变化，三年后再回顾，面对社会现象和传播问题时，你的思想观点、境界高度、把握它的基本格局和范式都应该大有不同。你在三年后是否能拿到文凭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过去你是一条鲤鱼，现在你经过了研究生培养的龙门后，真的变成了一条龙，你有了龙的气势和眼光，这才是我所希冀的。

虽然我们的学生未必个个都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种状态，这才是读研究生真正的价值所在。你们都还很年轻，用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来投到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收获，那也对不起自己的生命投入，这就是我对学生的要求。

原载《中国研究生》杂志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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